说过，我不是税务专家，只提出这有点新意的简单税制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发展农村的在地城镇化，应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特色之一，既能满足农民进城享受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能避免乡村大面积的凋敝，带来乡土文化的丧失。进入专题： 房地产库存 。
的确，中国的农民工是伟大的，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托起了我国的工业化。自十一月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财经小组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都能看到相近的关键词：尊重规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化解房地产库存等。利用公积金转型住房银行或许是唯一可行的去库存办法。改革乡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制度，盘活农民资产 认识到中产阶层改善性需求的现实性与农民工进城购房的长效性差异，不等于否定农民工进城对消化库存的作用，去库存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做长期准备。这也再一次把多年累积的人的城镇化问题、房地产失衡问题、商品房高库存问题引入社会热点，以至于人们热烈的讨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来消化库存是否可行。
在我国户均住房套数接近1.1的情况下，改善性需求将成为房产市场的主要购买力量，并在解决去库存上发挥主要作用。而中高端市场，多是一个城市中产阶层的需求，尤其具有改善性需求的迫切性，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在税收、贷款、首付等方面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推动流转。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
如果要想访查在C盘上某一子目录中的文件，必须首先退出A驱动器，进入C驱动器，然后选取该文件所属子目录，最后才能找到该文件。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经济体制经过十几年以体制外为重点的非国有部门改革，现在已经推进到经济原有体制的核心部分。以下是1995年我评论诺斯教授学术思想的文章，后刊发于《改革》杂志1995年第3期，题为《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诺斯教授的演讲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制度演进理论，特别是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发展了的制度演讲理论，作出了清晰的说明。
惊闻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教授(Douglass North)去世，不胜悲悼。采取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使人们易于接受部分放开价格的措施，另一方面却因部分人可以从商品和要素的双轨价格中得到巨额租金而形成某种力图保持甚至扩大这种寻租环境的压力集团，形成价格制度彻底改革的阻力。
我作为与会嘉宾，曾做过一个评论。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整个改革的历程中，我们都切不可以麻痹大意，千万不要以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明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要不断地变下去，或迟或早总会实现既定的目标。事实上，如果某一个措施有某种偏差，会对后续改革带来困难，甚至会使改革走入死胡同，或者得到南辕北辙的结果。我在评论时提醒人们注意，诺斯教授的制度演进理论对中国的意义。
1995年，诺斯教授曾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其结果是形成了目前这种一方面企业受到各类上级机关的多方面干预，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对内部人控制失去控制的局面。我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在现有制度范围内实行的克制财政危机措施是实行价格管制、增加税收和一再把商人的资产没收入官。
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他们也会力求使变革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现在检视当年的评论，对中国仍然不乏现实意义。
这是俗话所说的差之毫厘，远之千里。这些做法导致了西班牙将近三个世纪的经济停滞并使它由一个西方世界的头等强国降为二流国家。
这就是说，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会变得十分困难。艰难的改革历程印证了诺斯教授路径依赖理论的洞见，它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诺斯运用这套分析框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英国和西班牙、英属北美和西属拉丁美洲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形成的问题。英国和西班牙都在17世纪遇到了财政危机，都力图采取与选民对话的方式来克服困难，到头来却得到极不相同的结果：一个确立了议会的权威和民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迅速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另一个则一直保持着集中的王权，只把议会当作可有可无的摆设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是经济问题 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交流，我下面主要讲讲中国的经济。
80年代的时候，日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很高，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比如国企问题，究竟怎么去治理?从上层到下层社会，意见都不一样，你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相反意见。
前两年，我一直在研究日本经验，我觉得日本社会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中国经济的下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潜在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国际政治、国际金融有更多的复杂性。
我觉得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要看多种指标，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如果再加一些人为的因素，长官意志的因素，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也要被批斗。
这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现在中国有一些年轻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所以，改革真正解放的是人。第一，要从苏联那个计划体制转到市场化的体制上来。
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采用社会主义体制，还是采用资本主义体制，都会遇到这个重大挑战。
如果人民币贬值，用美元表达的GDP还会受到影响。35年前，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爱拿中国现状跟8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比较，说中国的增长结束了，就像日本在80年代末，下面会进入二十年的停滞期。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退了，既然不让进，我们就自己来搞。
与日本、韩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更没法比了。所以，当年的变革，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搞多种经营，接着搞乡镇企业，再后来到城市打工，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而中国现在还在城市化的半途当中，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不过是7000美元而已。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向治理政治转变，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客观上说是有限的，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国内经济学界也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